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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A^®金融小课堂：债务螺旋——中国王朝更替的金融逻辑

文章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20-04-20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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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社会的演进，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细节很复杂，但是逻辑非常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试着从债务关系的角度来解构中国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王朝的更替几乎全部都是原有债务关系破裂，新的债务关系重建的过程。

我可以用一句话和一个词语给你进行概括，国家和民间债务关系互相影响恶化的一个“债务螺旋”，是中国王朝更替的金融根源。

一、社会债务关系的三角

这个结论可能让你感到很诧异，但是你仔细想一下逻辑并不复杂。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债务螺旋”。尽管社会上的债务关系纷繁芜杂，但是按大类分无非是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中间的一个债务网络。在农耕经济的古代中国，这个网络就可以简化成国家和个人、个人和个人这两类债务关系。就像我在上周三的课程里讲过的，国家和个人，也就是居民中间的债务关系主要体现为各种税负。在这个债务关系中，你可以将国家政府理解成债权人，居民是债务人。税负越重，居民对国家的负债就越高，也就是杠杆率就越高，而且这个债务的违约成本是很高的，不纳税可能会被送进监狱。

除了国家、个人中间的这个债务关系之外，另一种债务关系就是民间的个人和个人中间的债务关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量入为出是基本准则，所以民间的大规模借贷一般发生在青黄不接或者是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个时候很明显，债务人会处在绝对弱势的地位，所以他需要承担高利息和非常苛刻的抵押条件。中国的民间利率都是按月度计算的，一般所谓的三分息就是指月息3%，年化利率能够达到36%，而抵押也一般是超额抵押，经常会包括房屋、土地，严苛的时候甚至包括妻子、儿女等。

所以这两种债务关系就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角形，它的稳定程度就取决于这个三条边的杠杆率是不是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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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传统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来看的话，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环境就应该是杠杆率比较低的社会。比如说税负低，它就可以保证适度的“藏富于民”，让民间休养生息，能够自给自足，为扩大再生产做储蓄。你看，历史上的盛世前夜无不具备这样的特征，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甚至是政治集权达到顶峰的清朝康熙年间，税负和民间借贷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而从另外一个维度想，从汉朝以来中国就是以一个相对简单的官僚治理结构，管理着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帝国，所以“维稳”是历朝历代的刚需。而“维稳”是需要成本的，在这两种关系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所以杠杆率一高，社会的张力、社会的摩擦就会变大，“维稳”的成本就会急速地上升。所以“低杠杆”是中国社会维持稳态结构运行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也是传统中国社会“去金融化”的根源所在。

二、明朝是如何被“债务螺旋”击垮的？

但是你要知道，所谓的稳态结构其实是不稳定的，因为一旦有外生冲击，比如说天灾人祸、外族入侵，这两种债务关系就会迅速地恶化，形成一个杠杆率交替上升的“债务螺旋”，将这个稳态结构打破，最后以王朝的更替结束。

以我们最熟悉的明朝为例，明朝虽然延续了300多年，但是从朱元璋开始，它的社会张力一直比较大，它不是一个自然维稳的状态，而是靠庞大的集权和行政体系来强行维持的。那为了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国家就必须多征税与民争利，同时因为民间财富被挤压，在靠天吃饭的年代里任何一点点自然灾害，旱灾、涝灾、虫灾都会造成民间杠杆率的大幅度上升，债务关系恶化。民间债务关系恶化的极端表述就是“民不聊生、揭竿而起”。

从朝廷的角度来说，民间债务关系的恶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维稳成本急速上升，所以财政又会出现巨大的缺口。那财政出现巨大的缺口以后，朝廷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加重税负，提高国家对百姓的杠杆率，从而又导致民间债务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更多的社会动乱出现。你看，这样下来，两种债务关系就互相加强恶化的趋势，杠杆率也交替上升，一直到这个稳态的结构被彻底打破。

明朝后期的时候财政已经比较困难，到崇祯皇帝上台的时候北方又碰到大旱，导致了游牧民族生存很困难，只能来攻打中原，所以明朝的军费开支就大涨。这个外生冲击逼得崇祯皇帝只能够加税，在原来九厘税的基础上又加了三厘，所以民间的压力陡增，平时为了应付军事压力，崇祯皇帝还大幅地裁减“公务员”，全国的驿站当时缩减了1/3。其中有一位“失业的公务员”叫做李自成，他收拾铺盖就回了陕西老家，更不幸的是这一年陕西发生了大旱灾，卖儿子、卖妻子的情形非常普遍，民间的债务关系恶化得非常厉害。李自成也是这个民间债务关系恶化中的一环，他借了债还不起，然后被债权人告到衙门，差点被处死，幸好被亲友救出来。然后李自成出狱以后，一怒之下一刀把他的债主就给杀了，欠债又杀人，然后就怀着满腔的仇恨投奔了起义军，成就了历史上最有名的李自成起义。

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逼迫朝廷必须加大军事开支，只能进一步地压榨民间，以各种名义收税。那税负的加重使得民间的债务关系进一步地恶化，逼迫更多的“李自成”加入了起义军，两边的杠杆率相互交织，螺旋式上升，一直到明朝的这个稳态结构不可承受，走向溃败。这样也就使得北方的游牧民族有机可乘，清军入关，朝代更替。

明朝的这个例子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点也不新鲜，历朝历代大多是因为这种“债务螺旋”，导致社会的维稳成本升高，一直到当朝的政权不可承受。秦的覆灭、唐的衰落与宋的更替、元的消亡，无不是在这个“债务螺旋”下的故事重演。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历史其实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每次王朝的更替之后，新朝廷一般会干两件事情：第一是大赦，除了赦免犯人的罪行以外，就是废除前朝的一切债务，相当于强行“去杠杆”，用强制的办法理顺民间的债务关系；第二件就是减税，休养生息，去理顺国家和居民中间的债务关系。这两个举措我把它称为“双降”，也就是同时降低国家和民间的杠杆率。整个社会的杠杆率下降以后，社会会渐渐地恢复到原有的稳态结构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盛世就逐渐地出现，一直到下一个冲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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