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东卸任后的京东结构调整
文章来源:CMA官微
发布时间:2020-04-14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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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开信息显示,京东运营主体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卸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京东零售CEO徐雷接任执行董事、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同时,李娅云退出监事职务,缪晓红接任。
对于此次变更,京东官方回应称:这是很正常的管理动作。在此之前,刘强东频繁退出京东系公司的高管职务。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刘强东卸了46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或其他高管职务,包括京东数科、京东物流、京东云计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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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的京东
一般大型企业拥有一大批地位举足轻重的高管,而刘强东之于京东,即便是在AB股权较为常见的科技公司中,也是较为罕见的存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京东内部的公司条款规定,董事会不得在刘强东未出席的情况下,召开正式会议。也就是说,刘强东不在场,京东的董事会就无法正常开会。
京东只有五名董事,其中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刘强东和腾讯控股的总裁刘炽平;而一个典型的上市公司董事会,通常会有8到12名董事。一般认为,一个人数较少的董事会,可能在思维和专业上缺乏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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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在开年演讲中,徐雷承认公司存在管理问题,“我们的组织能力和行为方式出现了问题:客户为先的价值观被稀释,唯KPI论和‘交数’文化盛行,部门墙越来越高,自说自话,没有统一的经营逻辑,对外界变化反应越来越慢,对客户傲慢了。我们由一个行业的颠覆者变成了被挑战者。”
在徐雷的带领下,京东的零售业务重新将用户体验放在最重的位置。2019年,NPS(用户体验指数)成为了京东零售新的考核KPI。
同时,京东零售确立了“以信赖为基础、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创造”的经营理念,全面推行四大变革和开放战略,进行了顶层战略设计、战术体系升级,布局智能零售,构建可持续性发展的增长引擎。
纵观2019年的前三个季度,净收入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0.9%、22.9%、28.7%,用户、业务、效率都在增长。这意味着,京东集团在2018年触底之后,已经重新回到增长轨道。
这次京东的反弹背后是技术转型带来的运营效率提升,并非靠营销烧钱带来的流量红利,2019年12月9日,京东集团宣布成立集团技术委员会。京东集团副总裁周伯文担任技术委员会主席,技术委员会成为京东技术条线的最高管理决策机构。同时,京东集团整合原京东云、人工智能、IoT三大事业部的架构与职责,设立京东云与AI事业部,由周伯文担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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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后的京东
从CMA管理会计角度看,一般情况下,企业集团如果是事业部架构,说明附属法人子公司的自由度较低,从属于事业部,而事业部又功能不全,集团总部干涉过多,如果子公司分布的产业多元化,难免指挥不当,步调看似一致,实际上由于差异化而导致并不一致,协同性差就容易降低运营效率。为此,要重新对整个集团进行管控规划。
管控模式主要分三种:战略导向型、财务导向型、运营导向型。从字面意义上讲,运营导向型就是母公司手把手教子公司做事;财务导向型就是母公司放手子公司做事,如果成绩不理想就卖掉;战略导向型是严父慈母型,胡萝卜加大棒,又打又哄。当然,由于现在的集团多数布局多元化产业,又分为相关多元化和不相关多元化,所以,三种管控模式在一家集团里混合用的可能性也很大。
一般来讲,投资型集团公司以对战略性核心业务控股为主,建立以战略目标和财务效益为主的管控模式,重点关注所出资企业执行公司战略和资本回报状况。运营型集团公司以财务性持股为主,建立财务管控模式,重点关注资本流动和增值状况。其他集团企业以对核心业务控股为主,建立战略管控和运营管控相结合的模式,重点关注目标落实状况。
所以,据称刘强东是退而不休,着力开始打造母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目标是建立以战略目标和财务效益为主的集团管控模式,以“战略引导-目标管理-章程约定-财务监督-考核评价-分配兑现”为主线履行股东职责,强化事前引导和事后评价,减少事中审批。也有消息称,刘强东此举有意退居幕后,旨在创造一家就算离了他也可以发展得很好的公司。“卸任一切”后,刘强东依然持有或代持京东集团股权达16.2%,投票权更是高达78.7%,依然牢牢地把握着京东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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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雅思阅读9分,BEC高级证书,CFA-Level 2 毕业于加拿大圣玛丽大学金融专业,曾就职于美国上市公司投融资部,在校期间曾获得加拿大Scotia Bank商业技能竞赛第一名,毕业成绩优异,曾作为蒙特利尔新民主党市长竞选团队成员参与市长竞选,游历加拿大东西部,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希望能用到自己的经验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规划海外学习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