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给侧改革助推普惠金融发展

文章来源：中博教育

发布时间：2019-06-14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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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发展普惠金融，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就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途径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战略以来，随着《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的印发，银保监会牵头协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各项工作，引导各类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做好小微、三农、扶贫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服务，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重点领域金融服务可得性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便利性不断提高，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普惠金融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统筹推进《规划》落实，推动普惠金融理念深入人心。《规划》印发以来，中央层面建立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制定议事规则，明确责任分工，各地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落实方案，从供给、需求、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协同推进《规划》各项任务落实。推动《规划》落地的同时，为系统总结普惠金融发展成果、宣传普及普惠金融理念，银保监会牵头编发了我国政府部门首份普惠金融白皮书《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为加强国际对标分析，扩大国际影响，各相关部门积极联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IS）、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普惠金融联盟（AFI）、*银行（WB）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持续开展普惠金融国际合作交流。作为新发展理念在金融领域的体现，普惠金融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被公众认知，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多元化广覆盖的机构体系不断完善。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找准市场定位，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挥主力军作用，保险公司发挥保险保障作用，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互联网金融组织等新型机构发挥服务补充作用，形成普惠金融多元化、广覆盖供给体系。截至2018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保险机构的乡镇机构覆盖率分别达到96%和95%，多数地区已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5家大型银行在总行和全部185家一级分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构建条线化管理体制和专业化经营机制，6万余家支行及以下网点从事城乡社区金融服务。10家股份制银行已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或其他专司普惠金融业务的部门及中心。各类银行设立小微支行、社区支行约8000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474家，批设村镇银行1621家和民营银行17家。33家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质量不断提升。截至2018年末，全国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33.49万亿元，涉农贷款余额32.6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9%和5.6%；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488.9亿元，支持建档立卡户641.01万户。2018年，农业保险为1.9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累计保额3.46万亿元；开发扶贫专属特色农业保险产品150个，进一步实行费率优惠。建立贫困偏远地区企业IPO、挂牌、债券发行的绿色通道，截至2018年末，有12家贫困县企业通过IPO融资69亿元，有105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交易所市场累计发行扶贫债44亿元。各金融机构加大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等领域创新力度，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手段，有效提升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更好满足普惠金融重点领域“短、小、频、急”的金融需求。

金融基础设施和外部环境逐渐改善。一是农村支付环境建设不断改善，截至2018年末，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86.49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98.23%。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贫困地区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金融服务需求，拓展移动支付应用。二是信用信息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截至2018年末，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收录9.8亿自然人和2582万户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信息，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实现与44个部门和所有省（区、市）互联互通。推动银行业与税务部门开展“银税互动”，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银商合作”，促进信用信息共享。三是建立银行业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款和*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建立完善小微企业、三农、扶贫、创业担保等普惠金融领域专项统计监测制度。四是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公司，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设立*融资担保基金，发挥保险增信和地方风险分担机制作用。

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出台《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并建立统计监测制度。印发《关于推进林权抵押贷款有关工作的通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制度。出台《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和备案登记、资金存管、信息披露三个配套指引。出台《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

货币政策、差异化监管政策、财税政策不断优化。一是综合运用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定向降准和优惠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发挥支农、支小、扶贫再贷款、再贴现和宏观审慎工具的激励引导作用。二是对普惠金融重点客户信贷服务设定增速、户数等监管考核目标，要求银行单列信贷计划，完善续贷、尽职免责等内部管理机制。就资本管理、不良贷款容忍度提出差异化监管要求。三是对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利息、保费收入实行增值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优惠，延续有关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整合设立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农业保险补贴力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一是出台消费者权益保护、考核评价、投诉处理管理等多份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中增加投资者保护的专章内容。二是利用宣传片、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三是探索构建金融消费者非诉第三方解决机构，开展银行业第三方纠纷调解试点、证券市场支持诉讼工作和保险纠纷调解处理。四是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和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销售行为现场检查，治理违法金融广告、误导销售金融产品等问题，针对侵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开展“亮剑行动”。五是积极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为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社会成员办理金融业务提供便利。

正视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增强成为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成果，但从供给侧来看，新形势下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还不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一是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金融供给总量和覆盖面较大，但空间和人群分布上仍然不均衡，金融资源在中西部地区、偏远山区、深度贫困地区和小微企业、农户、低收入人群、贫困户、老年人、残疾人等客群的配置不足。

二是金融服务的质量仍待提高，部分金融产品的获得成本、获得时间、风险、复杂度等未能与需求方的实际偏好和承受能力相匹配，进一步衍生出“套利”“通道”类金融供给。

三是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模式仍需探索，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农户等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成本高、风险大，难以获得对等收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技术红利优化了服务模式，但也伴随互联网等低成本营销扩张，加剧了面向大众的过度供给、多头放贷、诱导投资乃至“债务陷阱”。

四是普惠金融监管手段亟待完善，如何将激励性的政策引导和约束性的功能监管有效结合，运用市场化机制推动政府支持落地，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动。

五是金融基础设施仍然存在短板。小微企业、农户等薄弱领域信用档案覆盖仍无法满足供给主体的需要，信息共享不足和重复归集问题依然存在。新型金融业态的经营和监管仍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不规范经营的风险乱象制约着普惠作用的发挥。

聚焦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下一步，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精神，把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放到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局中，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打通实体经济的金融血脉，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履行好普惠金融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

*，持续优化普惠金融供给体系。一是构建错位竞争的普惠金融供给格局。引导金融机构找准市场定位，依托市场化机制实现对不同客户的分层供给。完善各类金融市场服务功能，提升透明度和活力。规范新型金融业态发展，发挥其在普惠金融领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同时，防止业务异化带来风险乱象。二是强化供给主体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引导其在科学测算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围绕信贷资源配置、业务流程设计、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考核激励等方面打造适合普惠业务的专业化机制，激发自主化、可持续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动力。三是发挥好地方性、社区性金融机构作用，疏通金融服务和政策传导“*后一公里”。加大对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中西部深度贫困、特别边远地区等群体的攻坚力度。推动普惠金融与适合在城乡推广的经营性产业深度融合，发挥支持基层经济的“*”作用。

第二，进一步创新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体系。一是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供给谱系，根据各类普惠金融客户特点、需求，创新业务模式和营销渠道，着眼于全生命周期和产业链上下游金融需求，将普惠金融服务内涵从融资扩展到综合金融服务，助力产业生态。二是用好数字普惠金融工具，有效触达长尾客户，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段，整合客户多维度数据信息，实现目标客户的精准识别、精准服务和有效风控。三是根据贫困户、校园学生、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信用和行为特征，开发有针对性的产品，丰富产品服务种类。四是发挥好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创新创业企业的作用。

第三，着力推进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一是加快推进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继续深化“银税互动”和“银商合作”，扩大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信息合作共享范围，深化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试点。二是加快推动普惠金融相关领域立法。推动尽快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等涉及新型供给主体、业务模式领域立法。加快普惠金融重点领域服务促进、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立法，优化立法和制度程序，及时制定符合市场需要的金融法律制度。三是提升担保增信体系有效性，发挥好*融资担保基金、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和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功能。切实发挥抵质押试点创新作用，强化登记、评估、流转等落地机制建设。四是深入推进农村支付体系建设，鼓励产品和模式创新，推动网络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向农村发展。

第四，完善普惠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体系。一是完善普惠金融监管工具箱，健全考核评估、检查督查、监管通报、信息披露、试点示范等一整套监管机制，建立中国特色普惠金融监管体系，完善普惠金融监管工具箱，提升监管效能。二是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监管能力。加强监管科技运用，提升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建立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系。三是强化普惠金融领域风险防范。及时监测关注普惠金融重点客户信贷资产质量、业务风险和市场秩序，防止普惠金融领域“头部”客户重复授信、过度授信而造成的信贷资源集中度过高，超出其良性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造成的风险隐患。及时打击打着普惠金融旗号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机构及行为，坚决防止普惠金融领域风险演化为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四是通过宏观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优化，引导金融体系资金更多流向普惠金融领域，支持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真实的普惠金融需求。通过完善监管规则和机制建设，扎牢制度防火墙，防止资金脱实向虚。

第五，加强消费者教育及消费者保护体系建设。一是加强普惠金融领域信息披露和市场透明度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及时披露产品服务信息，推动政府和监管机构及时披露监管信息。二是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消费者金融素养教育。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消费者教育，强化融资主体的履约意识，打击逃废债、“老赖”“飞单”现象，逐步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三是注重消费者信息和隐私保护。特别关注与金融科技发展伴生的数据*隐患。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制度办法，建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持续打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四是加大金融机构无障碍环境建设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无障碍政策，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丰富信息无障碍服务措施，提高金融业无障碍服务意识和水平，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权益。

第六，做好顶层设计和经验交流。总结梳理《规划》实施情况，就2020年《规划》到期后普惠金融领域顶层设计做好规划，制订实施方案，对需长期持续推进的机构体系、产品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工作内容明确具体目标任务。以普惠金融白皮书等为载体，进一步加大普惠金融宣传和经验交流力度。深化普惠金融领域国际合作，适时输出中国在利用数字技术推进普惠金融、解决个人和企业的金融排斥问题方面的经验，交流分享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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