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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走出去该如何做好角色转换

文章来源:中博教育

发布时间:2019-04-30 17:33

阅读:1493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金融“走出去”整体上经历了从小到大、由点及面的发展过程,基本满足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将加快融入*经济体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应进一步提升金融“走出去”水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金融“走出去”取得较大进展


近年来,我国金融“走出去”步伐有所加快,在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机构海外布局、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一)对外金融投资规模整体逐步攀升,但地区差异较大


2006~2017年,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波动上升态势,从2006年的35.3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87.9亿美元,其间2015年曾达到242.5亿美元的高点。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波动较大,*高的2008年为25.13%,*低的2007年仅为6.30%。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逐年稳步提高,从2006年的156.1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027.9亿美元。


从具体部门来看,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较大,2017年底达到1182.5亿美元,占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8.3%,证券业和保险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相对较小,截至2017年底分别为87.2亿美元和59.2亿美元,仅分别占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3%和2.9%。从变化趋势来看,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较为平稳,保险业和其他金融活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波动较大。


2007~2017年,我国对部分*和地区金融业直接投资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且波动较大。其中,对欧盟地区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在2008~2015年期间从8500万美元增加至21.55亿美元,2016年和2017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为6.2亿美元和6.7亿美元。2008~2014年,我国对美国金融类直接投资除2013年为-1.37亿美元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值,2015~2017年,我国对美金融直接投资连续3年均为负值,波动明显。东盟作为与我国经贸往来较为密切的地区,我国对其金融直接投资整体较为稳定,但也存在一定波动性。我国对俄罗斯金融类直接投资除2015年较高,达到68亿美元外,其余年份相对较低。


(二)金融机构“走出去”布局不断拓展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取得较大进展,在增加网点布局、开拓业务范围等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进步,提升了服务实体经济“走出去”的能力。一是境外分支机构数量不断增加。以四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境外分支机构稳步增加,特别是“走出去”时间较长的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初步实现了全球布局。中国农业银行“走出去”相对较晚,网点布局较少,目前仍以国际金融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为主。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和*开发银行海外分支机构较少,近年来保持基本稳定,且海外分支机构主要是代表处和工作组。


二是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商业银行在境外除从事传统的资金借贷业务外,近年来将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展至人民币清算、国际结算、贸易融资等多个方面,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金融机构。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海外业务也得到稳步发展。截至2017年末,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超过11万家企业提供了信用保险及相关服务,累计带动200多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超过2.9万亿元人民币。*开发银行2017年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增发放贷款176亿美元,截至当年年底外币贷款余额折合2617亿美元,保持境内同业市场份额首位不变。


三是盈利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海外业务盈利水平提升较快。2017年,四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海外业务利润增速均较高,特别是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海外利润增速接近80%,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由于“走出去”时间相对较长,度过了业务快速增长期,海外利润增速相对建行和农行较低,但也超过20%。


二、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金融“走出去”的影响


当*经济增速整体呈增长态势时,实体经济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往往相应增加,金融需求也会相应增加。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是我国金融“走出去”的内在推力,但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如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状况等,也是我国金融“走出去”的重要影响因素。2008年以来,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我国金融“走出去”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后一段时期,这种影响仍将延续。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金融“走出去”步伐放缓


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于2008年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出现显著下调,2009年为-0.15个百分点,2010年虽然出现强劲反弹,快速回复至5.38%的水平,但危机暴露出来的*经济结构失衡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也未得到显著好转,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受上述因素影响,2008~2011年,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出现连续4年下降,从140.5亿美元下降至60.7亿美元,同时期证券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出现大幅波动,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在2009~2011年连续3年为负,且2012~2017年期间投资规模变化与全球GDP增速变动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金融“走出去”仍将面临错综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


一是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仍将呈现整体放缓、局部动荡的态势。2018年10月,IMF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由3.9%下调至3.7%,并预计将继续平稳放缓,2020~2023年预期经济增速分别为3.66%、3.64%、3.58%和3.59%。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有望维持目前的基本稳定状态,但美国和欧盟经济增速放缓的巨大负面溢出效应不可忽视。


二是美联储紧缩性货币政策转向的溢出效应,可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金融市场稳定产生新的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具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其变化往往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2018年,美国延续了2015年底以来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加息、缩表稳步推进,引起大量资本流向美国,导致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如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2019年1月底,美联储货币政策由紧向松的转变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部分*也开始放松货币政策。随着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数量不断增加,预计将引起国际金融市场上新一轮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并可能引起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对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的金融市场稳定产生冲击。


三是以WTO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挑战,将增加未来全球贸易发展的不确定性。WTO自成立以来在促进全球贸易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经济和贸易形势的快速变化,原有规则制度在某些方面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在多边磋商中,发达*和发展中*就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补贴等的立场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受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单边保护主义影响,WTO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争端解决机制等还没有达成共识,影响了贸易争端的有效解决,给未来全球贸易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四是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域内*间自由贸易水平,但会对域外*投资域内*产生新的壁垒。在WTO磋商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部分*转而寻求达成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如美墨加新自贸协定(USMCA)、基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基础上的*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有助于降低和*区域内*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但对区域外*而言,需要通过谈判并满足相应条件才能成为成员国,享受相应的贸易投资便利,否则会面临新的市场准入障碍。



三、金融“走出去”的角色转换与目标设定


金融“走出去”角色定位是否准确,是影响一国金融“走出去”成效的重要因素。准确的角色定位有助于提升金融“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力,满足本国和东道国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提升本国金融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实现金融“走出去”的目标。一国金融“走出去”的角色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会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相应变化。


(一)我国金融“走出去”角色定位正由参与者向倡议者和推动者拓展


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金融“走出去”更多是在既定的国际金融制度体系框架下开展业务,此外,我国还加入了IMF、*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和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完善。但由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金融业相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而言较为落后,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较低,因而主要发挥参与者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平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加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我国金融“走出去”逐渐具备由参与者向倡议者和推动者拓展的条件。


我国金融“走出去”,发挥倡议者和推动者的作用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需要,倡议发起和推动设立多边性国际金融机构。二是就加强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提出建议,不断完善现有国际金融制度体系。前一方面,我国发起倡议并推动设立了金砖*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后一方面我国曾就国际货币体系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不足提出改进建议。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金融“走出去”由参与者向倡议者和推动者的拓展过程中,各类金融机构还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参与者的角色定位仍将是我国金融“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仍是我国金融“走出去”的根本目标


开拓国际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国内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是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我国金融“走出去”的主要任务,根本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虽然当前我国金融“走出去”水平相比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很大提高,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仍是金融“走出去”的根本目标,原因在于:一方面有助于满足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多元金融服务的需求。当前及今后一段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仍以产品和实体经济领域企业的“走出去”为主,除传统融资需求外,还存在大量跨境支付结算、清算、资产管理、风险对冲等多种金融服务需求。金融“走出去”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可以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更好“走出去”的同时夯实金融“走出去”的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控制金融“走出去”风险水平。我国金融“走出去”面临的风险按资金投入领域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投资实体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投资虚拟经济面临的风险。虚拟经济风险对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冲击更大。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在应对金融衍生品等虚拟经济风险方面的能力,相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金融机构较弱。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有助于减少和避免金融“走出去”中资金使用的过度虚拟化,减轻虚拟经济风险对金融“走出去”的冲击。


当前及今后我国金融“走出去”根本目标的内涵,与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相比已有所不同。如前所述,那一时期我国金融“走出去”,更多侧重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而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金融“走出去”,还涉及服务实体企业的海外发展和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影响力的提升。这需要提升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提高金融*,保障我国金融“走出去”的海外利益。


四、我国金融“走出去”存在的不足


(一)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空间布局主要集中在周边*和欧洲地区,*其他地区网点布局相对较少。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海外分支机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西欧地区,在北美和南美地区、“一带一路”沿线的东欧等地区网点较少,非洲地区尚未设立分行,仅在南非设有代表处以及参股当地的标准银行。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大多为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开发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大多为代表处和工作组。与分行相比,代表处经营范围受到较多约束,业务领域较为狭窄。而与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不同的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分布较为广泛,在全球各大洲均有投资。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空间分布的不完全匹配,使海外部分地区中资企业发展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


(二)商业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利润水平占比偏低,海外收入来源渠道狭窄


以海外利润水平占集团总利润水平较高的中国银行为例,2017年海外分支机构利润水平同比增速虽然高达22.33%,但对中国银行集团整体利润的贡献率仅为6.71%,同时期中国工商银行这一数字为7%,建设银行为4.06%①。中资商业银行海外机构仍以资金借贷业务为主,利息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非利息收入相对较低。以中国银行为例,2016年海外机构净利息收入为130.64亿元,非利息收入为61.14亿元,不到利息收入的一半;2017年净利息收入为157.14亿元,非利息收入仅为68.28亿元②。


(三)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初步形成了覆盖全球的跨境支付网络系统。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3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共有31家直接参与者,695家间接参与者(其中亚洲521家,欧洲88家,北美洲25家,大洋洲17家,南美洲16家,非洲28家)。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不断增加,网点布局覆盖了包括欧洲、美洲、东南亚、中东、大洋洲和非洲在内的广大区域,*主要发达*中除日本外,英、美、德、法等*均设有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但担任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的主要是国有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外资银行较少,目前仅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一家,难以完全满足市场主体对跨境交易人民币清算的需求。


(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需要进一步增强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具有较高的话语权,有助于维护我国金融“走出去”的权益。我国是*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排在第三位,但我国在这两大国际组织的话语权仍不够强,难以对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和调整产生实质性影响。以*银行为例,我国在*银行的投票权为4.42%,排第3位,但美国的投票权为15.85%,具有一票否决权,德、法、英、意4国投票权虽然均低于中国,但4国总和达到14.14%。


五、提升我国金融“走出去”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提升服务企业“走出去”水平


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在美洲、非洲等地区的布局,特别是加强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布局,以独资、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进入当地金融市场,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提升自身国际化经营水平。在条件具备时,将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银行的境外代表处升格为分行,加强“走出去”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升金融机构服务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增强商业性、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协同性


建立境外商业性、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信息沟通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信息共享协调各金融机构立场,选择由*适合的金融机构承接相关业务,避免不同金融机构为争夺市场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通过风险信息相互提示,协同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三)进一步完善跨境支付清算体系


继续增加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参与者数量,完善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的网点布局,增加外资银行作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的数量。


(四)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在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人才储备、法律法规制度体系、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居于全球前列,是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窗口和重要市场,很好地发挥了“桥梁”作用。应利用香港的这一有利地位,为金融机构“走出去”提供发展建议、进行人才培训,促进金融机构“走出去”与企业“走出去”之间更好地联动。


(五)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完善国际金融多边治理体系


积极参与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如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的治理改革,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话语权,加强与其他*在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IMF等多边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合作,不断强化上述监管机构的监督职能,树立监管权威。完善自身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建设,基于中国国情探索宏观审慎监管领域的规律性经验,加强与其他*在宏观审慎管理领域的经验交流,促进跨国金融监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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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Ren

Vivian Ren

讲师认证:主讲老师

毕业于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商业管理专业,后取得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荣誉理学士学位。 现任中博教育全职讲师;曾先后任职于新加坡上市公司,Mary Chia Holdings Limited三年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BDO)七年,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咨询、IPO工作经验;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Hilton Worldwide)财务部担任财务副总监一职两年。 爱好旅行和阅读,认为不管是生活还是看书一直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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